一方面，在学术界，真正认识到该问题重要性的学者尚不多见，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两年多来真正抓住该问题作集中理论发力的成果寥寥，民族法制研究在整体格局上并未适时出现因应性的转变和优化。

道理如此明显，所以笔者认为立法者未必真的有封闭体系的想法，或许只是想让法官造法的问题由实务和学说去发展。更重要的是，总则释出的严整体系讯息，对于总则以下各编是否达到足够抽象化而可层层相因的程度，各分编间是否也能按某种普通特别关系排序，都还有待仔细考究，但从当初总则草案说明中对于整部法典的规划说明，连最后要有几编都还保留弹性，只含蓄地说目前考虑前述五编，遑论其排序关系，显然法典的基本构成方式还需要建立更高的共识，所以才预留了长达三年的时间来决定，学者对于体系建构各有坚持已非一日，到激烈处甚至难免意气，因此用暗潮池涌来形容总则后的立法旅程应不为过。

物权法为了满足和谐社会的需求还承担了一部分土地管理法的功能，连征收补偿都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显然已经不只是处理基础的自治关系，因此里面也不断引致其他法律的规定。只是合同法特别肥大，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规范量相对要小很多，侵权责任法则居中，环肥燕痩的结构有欠均匀，从这个角度来看，荷兰民法典的整合方式倒也不失允执厥中。众所周知，现代多数的民事交易早就不是在一个无政策介入的环境下完成，而政府也很少有什么政策只靠由上而下的指令就可以达标。依笔者一向的看法，所谓私法自治，可以从垂直的国家—人民关系来看，也可以从水平的人民之间相互关系来看。另有关于民事权利（第5章）与民事责任（第8章）的专章，不同于德国民法总则的权利行使与正当防卫。

还好这段看起来只是立法前夕的插曲，并没有普遍展开，后来也在无争议中通过第1条，其内容还合并了原来放在民事权利章的一个条文：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各分编的配套整合遗大投艰 表面上看起来现有的五分编都已先后完成且施行有年，应该可以参考当初国民政府制订民法典所采分段通过立法、一次合编成典的先例，在屋顶加盖总则后，即把编章节条重排理顺而完成新典。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可以通过保护机器人作品以达到保护机器人的创造人和所有人的目的。

二是智能系统自身的产品瑕疵而造成的损害。二是及时制定《机器人伦理章程》，以此作为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道德基础。在人工智能风险的国际应对方面，2016年联合国发布《人工智能政策报告》，表达了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并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途径。制度风险可能来自我们的工业制度、科技政策乃至法律规则，或是表现为对新技术无措的制度缺失，或是表现为对新技术错判的制度失败。

美国未来学家甚至预测：在本世纪中叶，非生物智能将会10亿倍于今天所有人的智慧。因此，最好是期待人类的聪明才智，而非低估它。

主客体之间这种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在正发生动摇。报告特别指出，目前软件工程师所做的工作将会被智能机器人所代替，即创造者被其创造的技术产品所代替。从国际层面看，美、德、英、日等国加快人工智能顶层战略设计，从国家层面统筹人工智能发展。这些即是规则运转失灵的风险，其结果形成制度化风险。

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创新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关系范畴。从基因时代到智能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传统民法的主、客体框架已然打破：人的遗传基因物质不能简单作为客体物看待，而没有生命但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也有可能被赋予法律资格。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巨匠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中的开篇话语，一百多年来不断地被人引用。结语 未来时代已经到来。

人工智能既是人类文明，亦有社会风险。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同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由于机器人一般被视为通常意义上的科技产品，机器人以及机器人技术造成的损害，可由民法中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可以认为，人工智能将从专业性较强的领域逐步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未来会在万物皆互联、无处不计算的环境下精准生活。可以预见，上述伦理规范将成为未来立法的组成部分。

人工智能法律既具有一般法价值的构成要素，又有着其特殊法的价值内容，从而形成自身的法价值体系。我国似可组织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法学家参加的专家小组，编写机器人伦理章程，构建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其要义包括：设计伦理框架，为机器人预设道德准则。法律控制是风险治理机制的重要手段。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相对滞后，但相关立法活动应未雨绸缪，组建专家团队对机器人专门法律开展研究，其重点包括：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人工智能损害后果的责任分担、人工智能风险的法律控制等。还有各种电子产品，从带有GPS的照相机到与WIFE相连的智能电器，都精细地记录私人的行踪和生活信息。人工智能技术在挑战我们的法律 智能革命的出现，对当下的伦理标准、法律规则、社会秩序及公共管理体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

这是因为法律规范基于现实生活而生成，且立法过程繁琐，因而总是处于滞后境地。对知识体系和技术性知识的信任，是人们在风险社会中获得和持有本体性安全的基础和保证。

机器人的写作方式，采取信息→知识→智能的技术路径，基于人机合作系统而导致内容生成。创新价值体现在人工智能发展政策制定与立法活动之中，其主要制度设计是： （1）谋化国家发展战略。

面向智能革命时代，我们应在认识和分析现行法律困境的基础上，探索与科学文明相伴而生的制度文明，创制出有利于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的社会规范体系。对此，法哲学家雷加森斯·西克斯言道：如果法律秩序不代表一种安全的秩序，那么就不是一种法律。

风险社会理论指引下的技术规则有以下特点：风险规避的主要路径，是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补救（即从技术研究开始规制，以预防技术产生的负面效应或副作用）。二是强化企业保护用户隐私的责任。机器人抢掉人类的饭碗，人工智能工人群体正在形成。对风险社会问题的法学研究，其重点是法律制度与法律秩序。

智能革命引发的法律、政策和伦理话题刚刚开始，伴随人类社会的知识创新，我们需要跟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例如，黑客、病毒等人为因素侵入互联网，进而控制人类家庭的儿童看护机器人、助老机器人、护士机器人或其他智能系统，由此导致危及人类的后果。

法律的理想价值总是高于法律现实价值，可以为法律制度的演进提供目标指引和持续动力。在最高法价值指引之下，人工智能法律还存在着专门法的特别价值，这主要是安全、创新和和谐。

关于风险规制的安全规范，包括人工智能产品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规范、人工智能安全的监测规范等，都是相关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需要考量的问题。2016年，距离麦卡锡、明斯基、香农等人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正好过去60年。

在这种情况下，模拟和扩展人类智能机器人虽具有相当智性，但不具备人之心性和灵性，与具有人类智慧的自然人和自然人集合体是不能简单等同的。智能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德国学者贝克认为，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制度安排 法律规制 。

个人信息包括了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隐私信息，主要类别有：个人登录的身份和健康状况、个人的信用和财产状况、电子邮箱地址、网络活动踪迹等。可以认为，风险社会是一种全球风险社会，风险的空间影响超越了地理边界和社会文化的边界。

对机器人权利保护或者说禁止对机器人滥用，在当下尚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在未来就成为劳动立法问题。人工智能作为未来时代技术尚在深入发展之中，但在当下已引发人们对其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通过权利保护、权利交易和权利限制等制度，促进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和谐价值实现的理想状态，即是人工智能社会的良性健康和有序。